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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院执行案件中适用拒执罪的调研报告
发布日期:2016-02-29字号:[ ]

关于我院执行案件中适用拒执罪的调研报告

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执行法院生效的法律裁判是法院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打击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行为,我国《刑法》将“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并科以刑罚。近年来,我院不断加大对拒执人员的打击力度,所涉执行案件均得到有效执行,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是,由于法律规定抽象,人民法院缺乏有效的技侦手段和职能,公检法三机关沟通协调不畅,执法尺度不统一等原因,仍有许多有能力履行而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逍遥法外,从而使得拒执罪的惩戒效果难以充分彰显。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不断完善执行权配置、加大执行力度坚决打击拒执犯罪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大对人民群众的法制宣传,加强执法人员适用拒执罪的办案意识,不断完善拒执罪追诉程序,增强司法部门的沟通协调,发挥拒执罪的最大惩戒功能,成为下一步打击拘执犯罪的重要任务。

一、近三年办理拒执罪案件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近三年来,全市法院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1万余件,其中司法拘留:2013年整年,共计45人。2014年整年,共计70人。2015年1-6月,共计52人。2014年1-6月,共计33人,同比增长57.58%。

同时,为严厉打击拒不执行以及暴力抗拒执行行为,我院制定了《嵊州市人民法院关于开展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专项打击活动的实施意见》,对开展拒执罪活动进行全面指导和规范;其次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认真梳理排查,严格对照,对符合拒执罪构成要件的,形成书面报告,并附有基础性证据材料,及时上报。按照绍兴中院、检察院、公安局三家联合文件,我院通过摸排,对涉嫌拒执的被执行人收集基本证据材料,执行局自查后送刑庭初查,基本构成拒执罪的报审委会讨论后移送公安立案侦查,再由公安移送检察审查起诉。通过对抗拒执行行为的专项打击,切实打消部分被执行人“侥幸”意识,取得较好的威慑效果。2013年以来,我院已受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类犯罪6件(2013年1件,2014年2件,2015年3件),其中5件已审理完毕,这些案件执行效果明显,部分案件款项已执行完毕,部分涉案抵押房产已主动腾空并交由司法处置。虽然我院拒执案件逐年增多,执行效果显著,但是透过上述数据,不难看出拒执罪在实践中适用率仍然偏低。

二、拒执罪适用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一)、人民群众对拒执罪的认识不到位,制约拒执罪的适用

一方面,由于社会公众对拒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到位,导致在办理拒执罪案件时,存在行政干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群众阻扰等诸多因素,造成法院搜集证据困难。另一方面,法院执行手段的单一性、社会信用及监督体系尚未全面建立,致使一部分被执行人不惧怕人民法院的执行,“躲、赖、推”成为他们抗拒执行的常用手段。针对这样的行为,不能及时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严重损害了法律和既定法律文书的威信。

(二)、执行人员主动适用拒执罪的意识不强

拒执罪案件首先需通过公诉途径,其启动方式需由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提交必要的证据,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方面因追究刑事责任需要搜集详细的证据材料,付出大量的工作,且公安机关立案要求又高,能够走完司法程序,实现既定目标屈指可数;另一方面,执行人员可能因为对拒执罪的构成标准和适用条件不清楚,且怕激化矛盾,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适用拒执罪。

(三)、法律规范笼统,追诉程序设置不合理

1、司法机关办理拒执罪案件标准不一、职责不清,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不畅

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人民法院分别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但在办理拒执罪案件的实践中,由于三机关启动刑事诉讼的标准不一,再加之法律规定过于抽象,造成三机关相互推诿: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涉嫌拒执罪的犯罪行为线索,由于其没有侦查权不得不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公安机关则认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的犯罪行为,应当由法院自行收集证据,移送的案件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才予以立案,并且要求法院移送案件时犯罪嫌疑人在押或住址明确;检察机关对拒执罪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和感受不深,难以启动侦查监督程序,致使大部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不能及时立案,即使一些罪证确凿、事实清楚,明显构成“拒执罪”的案件也会因某种因素而迟迟启动不了刑事诉讼程序。

此外,适用拒执罪的案件往往是因为被执行人难找,需动用人力、物力进行侦查的案件,有的公安机关以办案经费不足为由而不予立案,从而导致法院对多数案件以司法拘留或罚款草草了事,这种以拘代执,以拘代刑的现象,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法院对追究“拒执罪”的无奈,同时,也构成了法院“执行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2、法律规定太原则,执法尺度不统一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对“情节严重”如何理解、把握、适用,以前缺少这方面的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原则的基础上,作出了相关的司法解释,即《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第三条规定了“情节严重”的六类情形。依规定这种犯罪必须以行为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为前提,并以法官被围攻、殴打、侮辱、警车被砸、文书被抢等具体的损害为代价,否则就很难追究其“拒执罪”的刑事责任;特别是对被执行人“软推硬磨”、隐匿逃避等拒不履行行为就更难于追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又于2002年8月23日出台了关于拒执罪的立法解释,该解释针对“有能力执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规定了五类情形,相较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来说范围有所扩大,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损毁的财产不再限于已经被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的财产,并且在拒不执行行为的认定上不再强调以暴力、威胁方法抗拒或者妨碍执行,在主体上将协助执行义务人也作为本罪的主体加以适用。这对于打击拒执罪来说又是一个进步,但是人民法院在具体适用上依然存在过于原则的问题。比如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应当以多大数额作为构成本罪的要件?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损毁的行为应当如何认定?其隐藏、转移、故意损毁的财产是否仅仅限于自有财产?企业、法人实施上述行为的时候,犯罪主体应当以哪些人为主?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将上述使用暴力抗拒执行的行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并将被执行人或其他人转移、隐匿财产或挟财产逃匿等拒不执行的行为纳入拒执罪的处罚范围,但该解释依然稍显片面,对实践中被执行人隐匿行踪、肆意高消费等规避执行的行为没有科以刑罚,人民法院在适用该罪的过程中往往也会显得无所适从,最终不了了之。

三、办理拒执罪案件的意见和建议

首先要进一步树立执行工作的强制性理念。强制执行的基础是执行权威,没有执行权威就很难开展强制执行。执行权威的缺失是当前一个严重问题,它制约着人民法院依法处理逃避执行、协助执行不力等行为的能力。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加大了民事制裁力度,大大提高了罚款的限额,加大了对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主体的制裁力度。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重整执行理念,不断提升执行工作的强制性,提出了“一性两化”的工作思路(依法突出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全力推进执行工作信息化、大力加强执行工作规范化)。在限制高消费、信用惩戒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规定,这些措施为我们提升执行工作强制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要进一步明确拒执罪的内涵和外延。我们执行干警要在实践中充分认识拒执罪的构成,灵活运用。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如何适用拒执罪作出了具体的规范,并对适用对象做出了扩大解释,由原先的被执行人扩大到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该解释延展了拒执罪的适用范围,增强了法律威慑力。同时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中规定的“其他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作出了释明: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力的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押、殴打,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以及执行公务证件,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对追诉程序进行了补充,使得案件当事人对相关案件有了自诉的权利,这项规定极大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为打击拒执犯罪提供了重要支撑。

再次是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的职能分工。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发现被执行人或相关义务人涉嫌拒执犯罪的,应报经本院院长批准,以拒执罪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接到人民法院移送的材料后,应当在7日内作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并书面通知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应当在侦查期限内尽快侦查终结;决定不立案的,应当书面说明不立案的理由。被执行人恶意隐匿住所和联系方式、下落不明,致使案件无法执行的,人民法院请求公安机关将符合立案条件的被执行人纳入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系统的,公安机关在办理立案和刑事拘留手续后应积极追逃。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同时要进一步强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门的监督制约。人民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可以提请人民检察院予以监督。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立案侦查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7日内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通知15日内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复印件送达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错误的,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

最后还要进一步明确办理拒执罪的刑事政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正确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被执行人在判决前确有悔罪表现、履行完毕的,依法可以从宽处理。对隐匿常住地址和联系方式、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公安机关追逃抓获后,应先予刑事拘留,并通知相关人民法院,被执行人在刑事拘留期间主动履行法定义务,公安机关可以变更强制措施。在刑事拘留期间届满前仍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对当事人在起诉阶段全面履行给付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决定不予起诉。

(主持人:郑玉清,课题组成员:王财江、马月新、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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