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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刑事判决书中对涉案财物处置表述的调研
发布日期:2016-02-29字号:[ ]

关于刑事判决书中对涉案财物处置表述的调研

刑事判决书作为刑事司法公正的文字记载和刑事法律文化的重要渊源,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给出个案裁判结果以履行其程序和实体意义上的功能,更在于充分展示追求公正效率以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的过程,这事关正确惩治犯罪、合理保障人权。因此,刑事判决书的规范化和精细化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全面配合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的改革也需要加强对刑事判决书的规范化建设。

刑事判决书中对涉财部分的处理表述各一,始终是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缺憾。特别是判决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的,由于之前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在诉讼文书表述方面的含糊不清,导致了部分“空判”现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要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最高院、最高检分别印发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案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规定》。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制度在立法层面的逐步改革创新,在司法层面的逐渐于法有据,为健全处置涉案财物的程序、制度和机制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规范裁判文书的制作,确保其中涉案财产处置内容的明确、具体、统一点拨了方向。裁判是行为的导向标,精细处置涉案财物并在判决书中规范表述,能够反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制度的完善。

一、 刑事判决书中对涉案财物处置表述的现存问题

(一)判决理念强调定罪量刑却忽视财物处置

当前的刑事诉讼背景下,司法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时有着重视定罪量刑公正性、忽视财物处置合法性的惯性思维,而被告人在被褫夺自由或人身受限之时,对于身外之物的钱财关注不够,这也进一步造就了司法人员进入“定罪问题是大是大非,财物处置可不拘小节”[①]的办案怪圈,最为直观的就是反映在刑事判决书对涉案财物处置方面的表述。在审判实践中,对定罪量刑的理由,刑事判决书有详细说明,有证据支持和法条依据。但是,对涉案财产的处理,刑事判决书主文认定事实部分对已追缴赃物的名称、数量,赃款的金额,追缴单位,是否在审前已发还被害人等具体细节的表述模糊不清甚至忽略不提,判项部分多数是在判决被告人刑事责任之时,最后笼统地表述“继续向被告人XXX追缴赃款”等涉案财物处理意见。在案例指导上,一审法院就涉案财物处置作出判决时,或多或少都受到“先例“的影响,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上级法院以及其他地区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是重要借鉴,这是出于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实现同案同判的目的考虑。一些经济贪腐案件中的赃物追缴,一审判决书审理查明认定事实部分未对财物种类、款项具体表述,判项中又仅仅表述了“对被告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进入二审阶段后,终审判决书也进行了别无二致的表述,这无疑将涉案财物处置的规范表述拐进了死胡同。刑事判决书未厘清、认定与处理好审前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产,这与“重人轻物”的司法理念息息相关,裁判缺乏客观严谨的约束,会极大削弱司法公信和法律权威,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破坏。

(二)裁判内容表述的粗放性及处置的任意性

在现代社会中,对刑事案件的审理和裁判是审判机关所垄断的一项重要活动,刑事判决也便成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这种社会控制机制的运作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决定于刑事判决强制力的强度,而是取决于刑事判决能否得到社会公众(包括当事人等)的认同和服从。[②]民众信赖的基础和前提是裁决能确保法律的公正、稳定和权威,刑事裁判若在处置涉案财物方面表述上存在粗放性与任意性,也会使得司法陷入尴尬境地。

刑事判决书,系处理涉案财产的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司法实践中,部分刑事判决书对涉案财物表述不严谨、处理不规范,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有:1、判项书写过于宽泛,常以一言“继续向被告人追缴赃款赃物”蔽之。2、表述不明或重复追赃,对案件中已追回的赃款物或已判决同案犯的追赃情况在判决书中未做明确表述,导致继续追缴或责令退赔的赃物不明确或重复追赃的发生。3、追缴与责令退赔不作区分,有损判决书的严肃性,且追缴后如何继续处理判决主文未明确,易产生歧义,致使无法执行。4、遗漏处理涉案款物,尤其是公诉机关仅移送清单而未移送实物的案件,对相关款物未在判决书中做出处理意见。5、犯罪工具认定混乱,未将犯罪工具与被告人个人物品作严格甄别。通过浙江嵊州法院审判管理系统平台,随机检索了本院2015年度内容涉中含有涉案财物处置的100份刑事判决书。经研究对比(见图表),表述详实的有49份;表述粗略的有51份,其中符合前文表现1的有40份,表现2的2份,表现3的3份,表现4的6份,表现5的0份。

图表 :嵊州市人民法院2015年度刑事判决书(100份)中涉案财物处置表述分布图

(三) “空判”现象衍生出的执行难与救济难

     刑事裁判中涉及财物部分的执行,始终是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一个难点,特别是判决继续追缴违法所得,责令退赔被害人损失的,由于判决书表述的不明确,不具体,存在“空判”现象,停滞了涉案财物处置方面的执行,尤其是对于审判时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判决书如果笼统表述甚至遗漏判决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那么执行机关得到的可能就是一纸空文,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也有理由拒绝配合。这也会衍生出被害人的救济难问题,而《关于适用刑法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被非法占有、处置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法律、司法解释已将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情形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如不在判决主文中写明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有关内容,即使被害人于判决生效后发现被告人隐匿了财产,也无法通过有效的司法程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反而是对其寻求救济路径的难上加难。

二、刑事判决书表述涉案财物处置失范的原因剖析

(一)立法缺陷造成了表述方面的诸多弊病

刑事判决书对涉案财物处置表述上的不尽人意,探究本质,是在粗放立法背景下的粗放司法产物。一方面,法律规定并不明确,关于涉案财物的处理,刑事判决书作出的基本依据和核心法条是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了追缴、责令退赔、予以发还、没收和上缴国库等五种处置措施,此条规定存在瑕疵:其一,涉案财物概念模糊,界定不明,立法与司法层面将之与“涉案款物”、“在案款物”、“罚没财物”、“赃款赃物”、“扣押、冻结之物”等混同使用。[③]其二,此前,对于未扣押到案的财物追缴的执行主体不明,是通过民事执行方式还是刑事侦查手段实现存在分歧,如今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中明确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其三,“责令退赔”是在赃款赃物无法退还的情况下,司法机关责令犯罪分子用自己的合法财产履行退赔,但这种退赔关系是否类似于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被害人能否持着刑事判决书去法院执行部门要求立案并强制执行?还是责令退赔本身属于不具有裁判功效的规范形式?这也让刑事法官在表述涉案财物处置上逐渐淡化了追缴与责令退赔的界限,在两者之间,尽量扩大追缴的适用范围,减少或者限制责令退赔的适用范围。其四,“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将被告人合法的财物或与犯罪行为无直接关联的物品或被告人用于犯罪却是第三人所有的物品扩入犯罪工具的范围,对于公安、检察的一纸移送清单,法院是否需要进行实质审查并在判决中予以剔除不合理部分,例如偶尔用于犯罪或者偶尔起辅助作用的交通工具。另一方面,规范构成且复杂,涉案财物因其自身多重法律属性和不同法律价值的特征,既涉及实体法,亦涉及程序法,牵扯多个法律部门。据不完全统计,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基础,我国先后颁布了与刑事涉案财物处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和其他重要的规范性文件共四百余部,其中半数以上为现行有效。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立法,在法律渊源方面呈现出立法主体多样、规范分散,效力层次偏低的特点,尤其是效力层次偏低,涉案财物处置的规定主要由我国法律体系中并完全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法律地位尚不明确的司法解释来承担,难免会造成因为法律依据的欠缺或不同部门出台的规定相互冲突而导致审判部门处理刑事涉案财物时无所适从的实践困境。

(二)独立涉案财物处理程序在法庭审理中缺席

学术界和实务界将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处理等问题列为继刑事诉讼领域刑讯逼供问题和刑事辩护三难问题后的一个最大问题。[④]立法的粗疏造就了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对涉案财物处置的大而化之,而与裁决直接关联的庭审程序几乎不涉及对涉案财物的处理,无论是法庭调查、举证质证还是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审三方默契地绕过了对涉案财产的处理。尤其是举证质证阶段,控方不会举证证明涉案财产来源的合法性,扣押程序的正当性,辩方质证的重点围绕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展开,很少质疑涉案财物查封、扣押、冻结程序的不合法。在控辩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法院就在此基础上判决处置了涉案财物。公民的人身权与财产权在当今时代同等重要,即使是被告人的“财产权”也应当受到一定条件下的保护,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未能同量辩程序一般建立起来,反而在庭审程序中严重缺席,也无疑造就了刑事判决书对涉案财物处置上的一笔带过。

(三)案多人少与专业化审判导致怠于或难于表述完美

受案件数量激增的外因与专业化审判设置的内因影响,刑事判决书在处理涉案财物的表述上可能会走入模糊地带。一方面,案多人少导致矛盾不断凸显。当前市场发展愈演愈烈,经济贪腐案件比例上升,刑事涉案诉讼财物动辄上百千万,面对涉及被告人或被害人人数众多的复杂案件,处在繁重的案件压力之下的法官要厘清其中的财物所有关系,还是存在较大的难度,在判决书上笼统的表述不失为一种“良策”却亦是无奈之举。另一方面,专业化审判易造成知识结构的单一。刑事审判庭的法官长期处理刑事案件,某中的涉案财物处置可能涉及物权或债权纠纷的,由于缺乏一定的民商法律知识的储备,审判时选择模糊表述总好过外行表述。

三、刑事判决书关于涉案财物处置表述的若干构思

(一)以真正落实“保障财产权”为价值导向

洛克曾语,“无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要想保证个人之间的和平合作这一繁荣的基础,政权必须维护公正,而不承认财产,公正也不可能存在。[⑤]在法律约束缺失或利益难以调和的情况下,刑事诉讼中的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乱象一片,刑事侦查、起诉阶段因“办案需要”扩大扣押冻结范围,缺乏对被告人“合法财产”的有效保护,直接影响了量刑的科学裁量和判决的规范表述。随着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包括财产权在内的人权保护问题纳入宪法范围,公民财产权的保护逐渐成为法治文明的重要基石。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财产权”也应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既包括对其非法财产要求合法扣押、查封、冻结、移送、处置,也包括对其合法财产部分要求依法保护。[⑥]同时,合理平衡被害人和善意占有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在诉讼程序建构过程中,以“保障人权“为基础价值导向,既要关注人身权控制的合理性,也要在合法合程序的查封、扣押、冻结、移送涉案财物的基础上通过裁决公正处置,以期平衡被告人、被害人、第三人之间的合法权益。

(二)以设置独立涉案财物处理程序为有效途径

法治追求细节的完美,任何没有严密规制的空间,都会产生不公。从查封、扣押、冻结、移送的程序化,到谨慎表述涉案财物处置的规范化,都是法治走向深入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程序公正的应有之义。

严格规范涉案财物在刑事判决书中的表述,设立独立涉案财物处理程序为一剂解决良方。在案件庭审前,对于移送人民法院审判的公诉案件,未经依法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随意处理涉案财物。在审理过程中,法庭应当认真调查涉案财物的权属情况,确定其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涉案财物,然后再依法作出处理。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对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上缴国库。只有在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的判决生效后,有关机关才能根据判决对涉案财物进行相应的处理。[⑦]

(三)以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介入为最后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至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显然,在执行过程中,对于已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的或者未予认定的,并不当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而是通过刑事审判部门裁定补正,对于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审判监督程序才启动介入。笔者在这里浅谈几点疑惑:一是异议主体仅限于案外人或被害人,如果被告人的合法财产随同赃款赃物一齐作为涉案财物处置,该如何执行回转或者予以救济?二是对于已生效判决对涉案财物处置表述模糊或产生歧义的,造成“空判”的,能否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错?三是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处置全部或部分已分配完毕的涉案财物,在实体上的执行会不会困难重重?故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介入,应在相关纠错方法穷尽时方得使用,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应该是最后一道防线,以反促刑事判决书中涉案财物处置的表述规范。

四、刑事判决书对涉案财物处置表述的精细与规范

刑事判决书作为执行的具体法律依据,应规范与精细对涉案财物处置的表述,在判项中的具体处理结果亦应明确,以避免执行中的混乱,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第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2013]229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就判决主文中如何规范表述对涉案财物的处理,发表以下几点建议:

(一)被告人违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

1、判决前已经发还被害人全部或者部分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先行返还是否合理合法,尤其对于被告人、其他被害人或者第三人对先行返还提出异议的,应当在法庭上查证清楚,并在判决主文中予以明确。

2、财产已经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足以返还或弥补被害人损失,并在判决前已经发还其全部财产的,具体内容在审理查明行文处的最后部分注明为宜,如果是以简易程序方式审理,则放在检察院指控部分结束后另行起段,位置放在本院认为部分前面,如“案发后,X物品已被追回并发还被害人XXX”。返还的具体内容,应当在判决主文中表述完整,如涉案财物较多,不宜在判决主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附清单。   

3、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的,但在判决前已经发还部分财产的,已发还部分内容的具体表述和注明位置同2,在判项中应另写明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剩余损失的金额。比如,盗窃3万元,扣押在案的财产并在审前返还的财产1万元,就应当在本院认为前写明“案发后,扣押在XX单位的,追回赃款人民币一万元,并退还被害人XXX”,另在判项中这样表述: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损失二万元。

4、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的,且未在审前发还被害人任何财产的,应当在判项中写明将扣押部分的财产发还被害人,并写明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剩余损失。比如,盗窃3万元,扣押在案的赃款1万元,在判项中写明将扣押的财产1万元发还被害人,另写明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2万元。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价值在判决时难以确定的,判决主文可以这样表述:责令被告人退赔被害人3万元。扣押的财产×××发还被害人(执行时的实际价值计入已退赔数额)。

,  5、赃款赃物虽然没有查封、扣押、冻结,但判决时赃款赃物尚在,且已经查明权属关系,依法应当追缴返还被害人的,判决主文中可以使用“追缴”一词。比如,盗窃X物品,由他人持有,已经查清该物的具体流向和下落,且持有人不属于善意取得,如无偿受赠,依法应当追缴的,判决主文可以这样表述:向×××追缴×××(注明物品名称、特征等)发还被害人。

6、赃款赃物没有被查封、扣押、冻结但能查清下落或部分能查清去向的,且难以查清赃物持有人,或者难以查清持有人是否属于善意取得的,如果笼统判决继续追缴赃物并发还被害人的,可能因无法具体执行造成空判。那么判项中宜写责令退赔。

7、赃款赃物无法找到被害人等情况,在判决主文中表述要有所保留,不宜表述追缴赃款赃物发还被害人或上缴国库,因为不能确定赃款赃物是否属于无主物,笔者认为此处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为宜,可表述为:继续向被告人追缴涉案赃款赃物。

(二)侵财性的共同犯罪退赃的认定与处理

 1、共同犯罪中,如何确定各被告人退赃比例。如果各被告人犯罪后有明确分赃数额或分赃比例的,按照其所占的比例追缴赃款或责令退赔。分赃比例、数额不明确或者无法查清的,判决平均追缴赃款或责令退赔;主从犯在此种情况下是否也应体现出刑法第二十七条的相关精神,判决主犯多退,从犯少退?但这在判决上却无法具体确定追缴或责令退赔比例。

2、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被分案起诉的,同案犯的生效裁判已对共同犯罪的赃款赃物作出处理,只要能认定是共同犯罪的款赃物,就可以依据原裁判予以执行。[⑧]对于另行起诉的其他被告人的追缴份额,则在对其的判决主文中写明,如以另查明的方式表述赃款已在上一判决书中追缴,判项中不再写明,避免一事二判。

(三)准确界定和合理把握犯罪工具的范围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我国刑法和刑诉法并没有明确犯罪工具的概念和范围,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提法过于宽泛,是否限于犯罪工具等问题的不同理解,往往造成司法机关在办案中扩大犯罪工具的范围。对于扣押或已随案移送的犯罪工具,可以从三个特征予以界定和把握:一是有意性,行为人主观上故意支配了犯罪工具并用于犯罪活动,使用该物品是为了达到犯罪目的。二是专用性,行为人使用的犯罪工具必须专门用于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赌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 赌博用具、赌博违法所得以及赌博犯罪分子所有的专门用于赌博的资金、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 应当依法予以没收”,该解释明确只有“专门用于赌博”的交通工具、通讯工具等作为犯罪工具没收,这对于实践中认定犯罪工具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三是关联性,即与犯罪的发生有密切的关联性,可与犯罪主体相关,与犯罪行为相关,与犯罪结果相关,[⑨]对于犯罪的形成或者排除犯罪障碍有重大作用。审判机关对犯罪工具的认定与把握可以参照上述三性,结合罪刑相一致原则和一般生活经验予以判断,在规范和事实之间寻求公平。

(主持人:张斌,课题组成员:章国松、刘安琳、刘林芳、邢柯玲)



[①]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必须法定化》,高艳东,《法治周末》,2015年1月6日,作者在文中批判部分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案件时存有“重视定罪、轻视量刑、忽视财物“的理念

[②] 《刑事判决的合法性诉求》,冯军、冯惠敏,《河北法学》2006年,第67页

[③] 《刑事涉案财物处理的缺陷与完善》,胡宝珍、林蕾,《福建警察学院报》,2013年第4期

[④] 《京都律师事务所召开建言四中全会系列研讨会——探讨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司法程序中的问题及完善》,冀祥德,中国律师网,2014年9月5日

[⑤] 【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冯克利、胡晋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34页

[⑥]《论对刑事案件中加害人财产权的保护——以“吴英集资诈骗案”为引》,瞿凯,《现代商贸农业》,2013年第05期,第160、161页

[⑦]《应如何进一步规范涉案财物处理》,刘静坤,《人民法院报 》2014年2月17期,第2版

[⑧]《诉讼结构缺损下刑事涉案财物没收程序实证研究》,四川高院课题组,《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9月第27卷第5期,127页

[⑨] 《论犯罪工具的没收——兼评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的规定不足,谢丽珍、叶扬,《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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