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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上的女法官
发布日期:2015-05-26字号:[ ]

她是一个曾经对视死神、七次从手术台上爬起来的女人;她是一位扎根边陲小镇十四载、创造了出色审判业绩的法官;她似家乡的镜泊湖水,沉静、恬淡,以惠泽故土的情怀,演绎着黑土地上一名共产党员爱民为民的故事;她像挺立枝头的白玉兰,忠贞、清廉,以风雨中的坚强,在公正无私的天平上,书写着对生命的礼赞!                 ——题记 

   从飞驶的列车窗向外望去,7月的东北平原上充满了生机,长势正旺的玉米、稻苗将辽阔的黑土地铺成高高低低、深深浅浅一片绿。

   像往常一样,金桂兰星期一一大早坐上了这趟由牡丹江发车,途经宁安到达东京城镇的慢车,一小时五十分钟到站后,她还要再花3元钱雇一辆三轮摩托车才能赶到法庭。

    车厢内的小桌上,金桂兰明显粗肿的右臂分外刺目,那是乳腺癌手术留下的后遗症。金桂兰使劲揉搓着一双手说,她的手心里这两天起满了小疱疹,刺挠得很,夜里要攥着湿毛巾才能入睡。

   “我有时候真觉得,人活这一辈子,就是来世上受罪的。”金桂兰感叹说,“可就算受罪来了,人也还是愿意活着,想尽一切办法好好地活着。”

   车厢里,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凑近金桂兰身边坐下,关切地询问她的身体状况,并表示回去马上配一剂止痒药水给她。

   “你认识她吗?”记者问中年妇女。

   “谁不认识她呀?!”中年妇女一字一板地回答,“我们东京城镇没有不认识金桂兰的。一会儿到镇上你可以随便找人问,都知道她带着一身病坚持工作,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说,这是我们东京城最伟大的女人!”

   此后四天的时间里,记者就跟随这位“伟大的女人”吃住在法庭,耳闻目睹了这位黑土地上的女法官十四年平凡而令人景仰的法律人生。

    “我想,自己只是在工作中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群众却始终把你记在心上。这情义,是鱼水情,是民心,是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

   1957年5月,金桂兰出生在镜泊湖畔一个群山环抱的小村庄——五丰村。纯净的镜泊湖水,丰腴的黑土地,养育了这个淳朴的朝鲜族农家女儿。17岁高中毕业后,金桂兰回乡当上村妇女主任,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担任过乡妇联主任、镇团委干事、镇纪检委员。1990年,33岁的金桂兰从乡镇干部的岗位转到法庭,成为一名负责接待立案工作的书记员。从此,她与“法”字结下不解之缘。

   工作调动后让金桂兰每月的工资少了20多元,在当时的边远乡镇,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谈起这次职业变动,与金桂兰私交甚好的东京城镇原人大副主席刘艳君这样评价:比较来说,法庭的工作是接待当事人,解决纠纷,更需要务实,而桂兰就是一个喜欢务实的人,她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充实。

   刚到法庭不久,金桂兰办理的一起案子她至今记忆犹新。镜泊乡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怒气冲冲地来到法庭状告儿媳不孝,由于不符合受案条件,金桂兰便告诉老人家不能立案。老人听后一下子火了,说法庭如果不管,就上县里告。金桂兰把老人让进自己的办公室,端上一杯热水说:“大爷,您消消气,孩子啥事做错了,能不能跟我说说?”原来,老人是在种地问题上闹起了家庭纠纷。老人想种玉米,儿媳妇非要种黄豆,两人争执起来,老人一怒之下来到法庭。金桂兰想,这时要对老人讲法律肯定讲不通,还不如把儿媳妇找来做做工作。儿子、儿媳妇到法庭后,金桂兰当面批评了他们,让他们给老人赔不是。转过头她又对老人说:“年轻人脑子活,种些经济作物肯定收益大,他们的想法也不是没道理呀!”一番劝说,老人火气渐消。临走时,他拉着金桂兰的手说:“闺女,还是你说话中听,以后有啥事,俺还得来找你!”

   那年秋天,金桂兰在送公粮的队伍中见到了这位老大爷,老人乐呵呵地告诉她,黄豆卖上了好价钱。看到老人喜悦的样子,金桂兰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这件事对金桂兰触动很大,虽然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家庭纠纷,但通过自己的工作,解决了当事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让他们从中感受到人民法庭的温暖和关心,增添了对法律的信任,还有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1996年深秋的一天早晨,冷风瑟瑟,年逾古稀的朝鲜族老人李会善穿着单薄的衣裳,颤巍巍地来到法庭状告儿子。老人早年守寡,好容易将两个儿子拉扯成人,如今却落得没人管没人问,孤苦伶仃地住在一个像棚子一样的小屋里,吃上顿没下顿,小病挺大病挨,万般无奈才把两个儿子告上法庭。这天,老人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听完老人的倾诉,金桂兰抚摸着老人的手深情地说:“放心吧大娘,有我在,您不会没人管的。”说完,她走出房间,不一会儿,把从街上买来的热腾腾的包子和粥端到大娘面前。望着眼前的情景,老人愣住了,拿起包子还没吃,眼泪就吧嗒吧嗒掉下来。之后,金桂兰又搀着老人来到车站,自己掏钱把老人送上回家的车。第二天一大早,金桂兰便设法找到老人的两个儿子,通过说服和调解,最终让他们达成了赡养协议。

    第二年春节前的一天,李大娘忽然一身雪花地出现在金桂兰面前,她捧着一条厚厚的棉裤说:“闺女,我没什么能送你的,这条棉裤是我做的,你常往乡下跑,别让腿受凉,穿上它挡挡风寒吧。”望着老人满脸沟壑的皱纹、花白的发丝和弯曲的腰身,再看看眼前一针一线缝制的棉裤,金桂兰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她强忍夺眶而出的泪水,心潮起伏万千。

   顾丽霞的娘家在外地,她在和丈夫打离婚官司时被丈夫打伤住进医院,身心俱伤、举目无亲的她绝望地想到死,金桂兰得知后马上来到她的身边,一边忙工作,一边每天数次往返医院送饭,安慰、照顾她。顾丽霞痊愈了,金桂兰却憔悴了。“大姐,我在这里无亲无故,是你救了我一命,让我叫你一声亲姐姐吧。”出院那天,顾丽霞一下子跪倒在金桂兰面前,金桂兰赶忙扶起她说:“好妹妹,不要这样,照顾你是我应该做的。对生活,你要学会坚强。”这情景,令在场的每一个人为之动容。

   城东乡光新村农民张长胜拉扯着两个三四岁的孩子来法庭打官司,金桂兰看到大冷天两个孩子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直发抖,马上找出自己儿子的衣服给两个孩子穿上;江南乡来诉讼的李雪梅因打官司着急上火奶水少,怀里七八个月大的孩子饿得直哭,金桂兰就上街买来奶粉、饼干……

   “桂兰,是不是来你这儿告状的你都管饭呢?”当时任镇人大常委会副主席的刘艳君经常来法庭,总见金桂兰慌慌张张地跑到街上给当事人买吃的,对她又佩服,又心疼。她知道金桂兰平时省吃俭用,对自己抠门儿得很。

   “是,来打官司吃不上饭的我都管。”金桂兰认真地说,“老百姓来打官司,本来就不容易,怎么能让他挨饿受冻啊。”

   就在记者来东京城采访前不久,一位70多岁的老人来法庭打赡养官司,中午倒在大厅的沙发上睡着了,金桂兰悄悄把老人扔在一旁的脏衬衣拿去洗了又晒干。老人一觉醒来得知后,泪如雨下。这一幕,被金桂兰的同事王海东全看在眼里。

   “金桂兰最大的特点,是与当事人的心融合在了一起。她始终把老百姓的事放在自己的心上,用群众的利益来衡量自己的工作。”曾经是金桂兰的老庭长、现在是宁安法院副院长的关继伟深有感慨地说。

    “对于多数群众来说,一辈子可能就进一次法庭,所以,我要让他们在这仅有的一次与法律的接触活动中,受到公正的待遇”

   东京城法庭所辖区域有19万人口,80%是农民,作为一名农村基层法庭的法官,金桂兰有着出色的审判业绩:从事审判工作十几年来,共主审案件1050件,没有重审、改判案件,没有超审限案件,没有上访缠诉案件,所办案件90%以上都是以调解方式结案。

   “金桂兰在当地就像名医一样。”曾与金桂兰共事、现在院机关工作的关向英法官告诉记者,有一阵儿金桂兰生病没来上班,经常有人跑到隔壁问他:“金法官啥时候来呀?我这案子得让她办。”

   金桂兰的办公室现设在法庭的二层楼上,与庭长办公室相邻。现在主持法庭工作的副庭长刘瑞成对记者说,有时他拿着法律书苦口婆心地给当事人讲了半天,当事人点点头一转脸儿又进了金桂兰的办公室,一会儿出来见着他还点点头:“你说得对,金桂兰也是这么说的。”让他哭笑不得。尽管如此,他还是为这样的同事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我的心目中,我把桂兰看得可高了。她文静、安详,不张狂,她的门槛儿好进,话好说,事儿好办。大伙儿都说,这是咱们农民的法官。现在东京城的法官个个都像她,待人接物和风细雨。有这样的法官,老百姓就有靠山啦。”曾经是当事人、现在自称是金桂兰“亲姐妹”的苏萍这样评价。

   2001年,正在绥芬河市做生意的苏萍突然接到法庭通知,有人告她欠6000元不还,还专门请律师找到她丈夫做了询问笔录。苏萍一下子蒙了,明明是原告的媳妇头年前拿着欠条找她说“家里急等钱用,现在还钱不要利息”,她才凑钱还上并拿回了欠条,怎么对方又来要?一打听才知道,对方两口子早已离婚,原告对法庭称欠条让前妻洗衣服洗没了。苏萍忙赶回绥芬河翻出欠条交给承办法官金桂兰,金桂兰当时没动声色。后来苏萍听说,为弄清真相,金桂兰不顾化疗后的强烈反应,连续两次找到已改嫁到100多里外林场的原告的前妻,终于感动她讲出了实情。

   “宣判那天我看她手肿得像个馒头,手腕儿碗口似的老粗,真把我心疼坏了。”苏萍对记者说,事后她曾问金桂兰:“我有欠条你干吗还下乡啊?”金桂兰说:“我光听你一面儿不行啊,我得听他前妻怎么说啊。”原来金桂兰是怀疑欠条的真伪。“如果她就是凭欠条判我赢,我还不至这么感动,但她身患重病,还下乡调查,这是最让我感动的。”苏萍说,受金桂兰的影响,她后来也开始学习法律,左邻右舍遇到困难都找她,他们都感受到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合理。

   糖坊村农妇张秀清在一名机关干部的担保下借给别人5000元,那人不还跑了,她向担保人要了四年也没要回来,于是将担保人告上法庭。被告称原告四年里没向她要过账,已过了诉讼时效。金桂兰问张秀清,有证人证明你要过账吗?张秀清老老实实回答,第一次要账有村支书陪着,这两年去要账没人陪,只给她家打过一次电话。金桂兰说那你得调出电话单来。张秀清花钱请律师到电信局查,人家不给查,回家后又有人在她耳边吹风:“金法官和那个担保人以前是老同事,打官司能向着你?!”张秀清心里一下子没底了。第二次开庭,金桂兰一听说电话单调不出来,马上叫司机一起上电信局,前后不到半小时,金桂兰拿着电话单回来了,被告一下子就变了脸色。赢了官司后,张秀清把自己曾有的担心告诉了金桂兰,金桂兰笑着说:“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同事谁都有,认识不管用,有理才能走遍天下呀!”

   在东京城法庭三层的一间办公室里,农妇张秀清讲完她的遭遇后曾担心地问记者:“你别是采访完了,再把金桂兰往上调吧?她最好永远留在东京城,永远别走,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东北妇女喜欢挤在大炕上唠嗑儿,张秀清打赢官司一事很快传开了。这时,响水乡天心村一个想打官司的20岁小姑娘找到她咨询。“到了法庭你千万先找金桂兰,那是一个地地道道为咱农民办事的好法官。你看到一个稳稳的中年妇女,就问她贵姓。”小姑娘依张秀清的话找到了金桂兰。

   原来,小姑娘的父亲1998年借给别人1万元,6年过去了,这笔钱怎么也要不回来。钱是父亲从好几个亲戚那里凑的,几年间,讨债的人登破了门,父亲急得病倒,母亲连家也不敢回,长期在外打工。唯一的哥哥在外读书,小姑娘成了家里的支柱,在又一次要账空手而归之后,小姑娘哭着直接跑到法庭。金桂兰了解情况后,马上对被告家未出售的黄豆进行了诉前保全,不到一星期,就要回了7000元,余下连本带息8000元也达成了分期还款协议。

   “金阿姨给我打电话,让我到法庭取钱,拿到钱那个滋味啊,真是说不出来。”小姑娘对记者说。

   秋天,大米下来了,“咱响水乡的大米有名”,小姑娘想送米给金桂兰,被拒绝了。她不甘心,拉了100斤米放到张秀清家,请她帮着送。金桂兰在电话里对张秀清说:“她一个小姑娘,就别让她再往回拉了。你帮着把米卖了,把钱给她吧。”很快,小姑娘就收到130元钱。

    “一件纠纷解决了,特别是双方都满意了,心里就特别畅快,有成就感。我不烦,我们要是烦,老百姓就没地方说话了”

   在东京城法庭,这是人们经常看到的一幕:金桂兰的办公室里坐满了当事人,门外还候着一群人。有裤腿挽到膝盖、鞋上沾着泥巴的壮汉,有嗓门儿贼高、得理不饶人的妇女,有敞着怀的老大爷,有抱孩子的小媳妇,屋里弥漫的旱烟味儿呛得金桂兰直咳嗽,当事人讲到动情处,唾沫飞溅到她的脸上……同事们都知道金桂兰最烦抽烟,可看见她还是一脸笑容,慢声细语地跟当事人讲法律知识,讲人情道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耐心解释,一个人一个人地真诚劝解,一个当事人满意地走了,另一个当事人一脸愁容地进来了。时间长了,金桂兰得了严重的咽炎,有时候讲着讲着,只看见她嘴在动,却听不见她的话音了。

   同事心疼她:“金姐,干脆判了得了,你费那口舌干啥呀!”

   金桂兰总是浅浅一笑:“都不是啥大事,强判该结仇了。讲明了理儿,帮他们把疙瘩解开,多好啊。”

   记者曾问金桂兰:“每天都是这些人、这些事,你不烦吗?”

   “不烦,我还真不烦,特别是一个案子办完了,双方当事人都满意地走了,就特别有成就感。我们要是烦,老百姓就没地方说话了。”金桂兰说。

   东京城人民法庭庭长张龙泉告诉记者,前两年,法庭的案件调解率只有50%到60%,后来,庭里从金桂兰身上总结了7种调解方法并推广,收到很好效果,2004年,法庭的调解率达到80%,而金桂兰的调解率超过91%,执行案件比往年下降了一半还多。今年二月、三月他做过统计,金桂兰每起案件平均要调解3次,最多的达到8次。

   镇上的居民华志伟晚上找朋友时掉进了朋友雇主家挖的大炕里,花去医药费3000多元。朋友倒是又赔不是又送他上医院,但雇主却不闻不问,一推了之。华志伟经过咨询得知主要责任在雇主家,于是将雇主告上法庭。但雇主态度蛮横,一分钱也不拿。开庭那天,原、被告都请了律师,双方互不相让,话越说越难听,最后发展到对骂。金桂兰调解了好多次都没成功。案子不能再拖了,庭长说:“判吧,没问题。”金桂兰说:“我再试试。”那个周末,金桂兰没有回牡丹江的家,而是又去了被告家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8次调解,三方终于达成调解协议,雇主自动履行了赔偿义务。

   那天,记者约见采访华志伟,他来到法庭,一看金桂兰正在闹牙疼,转身骑上摩托车就去药店买了药来。“人心都是肉长的。金法官为我的事跑这么多趟,就少要几百块钱,我也认了!”

   “你问我们跟金桂兰的差距在哪儿,可能就在这儿。”金桂兰的同事金尚哲对记者说,“我们办案也尽力去调解,但时间一长,总有对当事人急眼的时候,事后想想不对,就再坚持下去。而金桂兰是十几年如一日始终平和地做调解。”

   曾给金桂兰当书记员的乔巨国对这一点感触最深。他说,作为一名法官,金桂兰的心地特别善良,很多时候,当事人的行为令人十分气愤,但金桂兰总能把矛盾化解掉。一次,光明村一个开豆腐坊的男子和媳妇打架,把媳妇手指都打骨折了。媳妇哭着来法庭打离婚,男方却死活不承认打人。“我在一边听着都起急上火。”乔巨国回忆说,但金桂兰却不慌不忙地,她让女方先出去等一会儿,然后慢慢对男方说:“我知道你打她不是故意的,可能是你俩冲突时没在意打的。”听到这里,男方忽然低下头小声说:“是,我不是故意的。”这就等于承认了打人的事实。通过教育,男方向女方认了错,两人和好回家了。

   地处农村的东京城法庭,每年办理的案件90%左右是离婚和借贷纠纷。家长里短的案情和难缠的当事人随时随地考验着法官的耐心。在这里,如果缺乏耐心,即使有再强的正义感,也难以把握好正义的天平。

   这天,法庭又来了一对要离婚的中年夫妻,孩子抚养、财产归属都没有争议,男方烦躁地催促金桂兰:“你就快点儿给判吧,我还有事呢。”“离婚是大事,我给你一纸判决倒是容易,你明天要后悔就来不及了。”金桂兰把女方单独留在屋里问清原委。原来,最近男方与连襟发生矛盾,将上门来讲理的大姨姐轰走了,女方怪男方不给娘家人面子,男方怪女方向着娘家人,就这样两人都急了。“你不想要孩子么?”金桂兰问女方。“不是不想要,孩子是奶奶带大的,他不能给。”女方说着说着哭了,金桂兰隐隐感觉到女方并不是真想离婚。“给你们两天时间想想,想好了再来也不迟。”

   还没到两天,金桂兰就主动找上了门。双方还在赌气,女方躺在床上,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哪家过日子没有吵架拌嘴的,你们这是多大的事儿啊,别让外边的事影响了家庭。”金桂兰轻声慢语地劝说着。“不离也行,她得答应我两个条件。”男方绷着脸,粗声粗气地说:“第一,离婚是她先提出来的,她得认错;第二,今后不再和她姐姐来往。”“都是一母同胞,怎么可能不来往呢?”金桂兰顿一顿,说:“你作为男同志,心胸还得再开阔点儿。”转脸儿又对女方说:“你也替他想想,他一个有身份要脸面的人,也得注意影响啊,怎么能动不动就提离婚呢!”

   从这对夫妻家出来,金桂兰的心情显得格外舒畅:“我看有门儿,这案子能撤诉。这要是那天轻易判下来,家不就毁了!”阳光下,她有些得意地笑着对记者说。

    “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私情,但法不容情,即使交往再深、人情再大,也不能亵渎法律的尊严”

   在办案中,金桂兰多次碰到当事人送钱送物,每到这时,她的脸就拉得老长,毫不客气地退回去。然而,金钱好拒,人情难却。

   金桂兰从小就生活在东京城这片土地上,大家都乡里乡亲的,时间一长,生人成了熟人,熟人成了朋友,朋友成了“亲戚”,涉及到的案子,打电话的、写条子的、上门找的便成了家常便饭。可金桂兰偏偏是个不给任何人“面子”的人。

   在朋友眼里,金桂兰是个死心眼儿,在亲戚眼中,她简直就是六亲不认、不可理喻的人。

   金桂兰的外甥女有一个朋友,租了门市卖水果,因欠供热费被房主起诉。为朋友的案子,外甥女满怀希望地来法庭找小姨,理由是水果房不用取暖,交什么供热费。没想到见到金桂兰后不仅没有得到半点支持,还挨了一顿批。金桂兰让这位朋友把供热费尽快如数交齐,最后还当着朋友的面儿数落外甥女:“以后这样的事儿你别管!”想想自己平时总帮小姨照顾孩子,外甥女心中极不平衡,回家逢人就抱怨:“小姨真是太不给面子了!”一次,这位外甥女见到镇人大常委会副主席刘艳君,问道:“刘姨,你跟我小姨那么好,你求我小姨办事她办不?”刘艳君回答说:“我告诉你,我从来不麻烦你小姨。她那性格我知道,我从来不求她,不会给她添乱。”“啊?那你俩就光干(读一声)好啊(指要好不帮忙办事)?”“啊!干好不成啊?!”外甥女不能理解。

   “桂兰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特别懂事,老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在亲属堆儿里也是处处为别人着想。但她对自己家的事儿一点儿也不出力啊,俺们一点儿光也沾不着。”

   金桂兰的大姐金银河对记者说起这样一件事:“1991年,一个地方上的人欠我们钱,担保的是林业局的人,欠条上写着五分利,我爱人当时让担保人签名,他没签,说‘都是前后邻居我还能跑了’。当时桂兰刚进法庭,我让她想想办法,她说:‘你们上林业法庭告吧。’没签名给我们害了,林业法庭不认,到最后这4700多元也没要回来。当时一想起这事我就生气,都是我种木耳一分一分攒起来的。哎,现在什么都免谈,别惹她不高兴了。”

   金桂兰的二姐金桂芝也向记者倒“苦水”:“前两天,修路动迁时,把我路边一个棚子给推了,我想起诉让他们赔,就给桂兰打电话。她在电话里说‘你起诉什么呀,这么点儿事你找人家内部解决吧。’后来他们要赔我500,我嫌太少,那个棚子七米长四米宽哪,我又给桂兰打电话还想起诉,她说‘你别起诉了,人家给500就得了。’为自己的事为亲属的事让她张嘴,太难了!”

   有一阵儿,家里人都对金桂兰挺不满意的,认为她什么都不管,但是老母亲却偏偏看中了这个小女儿,愿意跟着金桂兰住,一直到过世。

   后来,几个姐姐才知道金桂兰的身体这几年遭受的一连串打击:阑尾炎、腹膜炎、乳腺癌、胆结石。金桂兰一直在设法瞒着她们。后来,看到这个小妹妹身上的七处刀口和化疗时的痛苦,几个姐姐抱头痛哭。金桂兰反而安慰她们:“没事儿,也不是起不来的病,一到法庭就好多了。”

   “她得了这些病一天长假也没休过,她当上了法官,挺珍惜的。我有时候寻思,我们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人哪?!”

   现在,金桂兰已成为亲人们的骄傲。看到东京城那么多老百姓称颂金桂兰,亲人们逐渐意识到,金桂兰不是一个六亲不认、无情无义的人,她是一个公正执法的好法官,是一个无私忘我的好党员,是一个心中有大爱的人!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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